袁　烽：对于现在的建筑业来说，数字赋能是非常及时的重要话题，因为它不仅仅带来工具与方法的革新，更重要的是为建立整个建筑行业健康持续发展带来重要的推动力。

一直以来，建筑业是个劳动力密集型产业，无论设计还是建造都是如此。正如麦肯锡对二十世纪所有行业生产力进步指数的评价，建筑业的发展进步和农业一起，成为最为难以快速进步的行业。如今建筑学作为一个文理兼备的学科，正在转向融入这个数字化的时代。

数字赋能，首先是将科技的内容与发展融入到建筑学的过程，技术发展的融入或许只是一种表象，建筑效率、效能以及质量的提升背后，其实还有如何科学实现可持续发展、低碳等社会目标的问题。比如，低碳化目标的设计背后蕴藏着大量的计算性设计，因为计算性设计可以更加精准地让建筑与环境、建筑与人的行为建立更好的联系，这样就可以将人的体验与情感转移到一种空间的物质形态。这种数字化的设计过程，既是一个前瞻性的预测与设计，又是一种评价，更是一个从优化到精准建造的过程。所以，数字赋能其实对整个行业，包括设计院下一步的发展，建造企业下一步的发展，以及建筑全生命周期的运营都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与意义。

现在关于数字赋能存在着几种讨论：数字赋能是不是一种重技术、轻文化的内容？其实我在去年也提出了很多相关的理念，我们称之为“后人文时代”。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把人文与数字化技术有效的融合，不仅仅是把表象的数字手段表现出来，更是要通过数字化思维来重新理解传统，理解当下，理解我们为何生存和如何生存的问题。

数字赋能，是一种数字人文主义，这并不是“反人文”，而是一次“再人文”。“再人文”的过程，就是要重新理解人与环境、人与自然的关系。这种关系中，以前我们属于被动的，看天吃饭，有灾情就抗灾，但是随着现在新科技发展，我们可以更好地预测未来，包括从宏观全球化尺度，从微气候尺度，从建筑高性能的角度，如何节省材料、节省建设周期，这些都可以做到非常精准的控制。而这些思路在设计早期引入比晚期引入要更有意义。所以，数字赋能应该更早地从设计阶段就能介入，并能引领对整个建筑行业未来的健康发展。

数字赋能在行业里影响最大的是设计院。在过去30年房地产的发展中，设计院里大量的工作变成重复性的工作。在大型设计企业，大约有3000个设计师坐在电脑前面进行生产，已经完全可以定义成为劳动密集型的生产。设计师经过了很好的教育，接受了很多学习过程，但是现在生产方式还是处于一种“以人力换图纸”的阶段，没有摆脱现代主义的资本驱动型生产的方式。如今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，已经产生了很多替代的方式，像小库科技XKool，一键回车的计算就可以替代很多低端的设计工作。所以，对于低端型的设计，数字赋能实际上是一种替代，倒逼设计院改进生产方式，掌握更多新的知识与工具，替代低端的工作，转向更具创造性或者文化性的工作。

数字赋能，对施工单位同样意义重大。施工单位以往都是靠农民工生产。但是现在工地上大部分的工人都是40岁以上的，甚至45岁以上，那么在未来的5～10年，建筑业将面临着空前的“工人荒”。如果再靠原来的工人手艺，已经不能让建筑业真正产生附加值。随着人力成本的不断提高，建筑安装造价也会逐年提升，这也让机器替代人的工作将成为更优解；更重要的是，机器不仅可以替代许多人的工作，还可以超越人的工作。

数字赋能的方式，包括了人工智能、机器学习、机器人技术、智能感知与反馈技术、物联网、区块链技术等等，都会让建筑产业更加高效地回应文化传承问题以及环境友好等问题。在减少建筑业人力投入时，我们可以更高效地实现建筑性能提升以及建筑成本降低。

从运营方面看，现在建筑运营阶段的能耗、碳排放还是有很大的优化空间的。我们不仅要在建造过程中控制能耗，更重要的是在运营阶段控制。如何引入可再生能源，让建筑耗能下降？如何让被动式的建筑更加有效？如何让主动式的设计方式和被动式方式有效的融合？比如，现在大家都用空调，我们思考：如何提升空调本身效能？如何优化空调的使用时间？能否根据人的习惯、空间情况进行设计和提升，以降低能耗？现在空调系统的自身提升进步非常快，其背后的核心技术进步都来自数字化赋能。数字可视化、能源模拟、计算、建造、运维，都为建筑全生命周期带来新内容。

未来的建筑业，既有人的灵感，更有机器控制的精准性，所以它是人和机器全新的一次融合，我们称之为“后人文”，就是融合的人文主义，高度体现了技术的可见性、技术的洞察力，以及技术对于所有解决方案最优化的一种能力。

数字赋能，既是一个建筑本体内容，更是现在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。它是底层的、共性的技术，对整个建筑行业来说至关重要。本届的上海国际建筑文化周，数字赋能作为其中一个主题，建议能展开更深入的讨论，吸引更全面的话语进入行业中，让思想与进步一直桎梏于文化和形式本身的建筑行业，能够重新看到新本质、新责任与新目标。

袁　烽：我的身份既是研究学者，又是实践者。实践型建筑师和研究型建筑师有所不同。研究型建筑师更加关注于实验性、批判性的思考。职业建筑师可以去做更宏大的、更成功的超大型项目。学者的责任可能更多的是生产思想，高校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有新知识产出，这样才会引导整个实践产业向未来发展，这就是研究型建筑师与实践型建筑师的最大的不同。

同济每年都在组织“数字未来”的探索，至今已经有11年。同济建筑设计研究院、全筑股份、一造科技等都在支持这个活动。疫情之后，报名人数不但没有减少，去年达到了近9000人，今年也有大概近8000人报名。这个活动是全球性的，已经不是单方组织的，我们今年109个工作营，遍布各大洲。大家把“数字未来”当成了一种数字文化传播在做。其中我们也开展了很多实验性工作，我们每年1～2个项目展示，比如“桥”。这些都是探索数字化设计和机器人建造技术的可能性。随着活动的开展，我们的团队在全球也有了相应的影响力，尤其是在机器人建造方面开发了自己的软件和硬件，也做了大量的实践。我们做的建筑实践不是以体量大小来考量，关注的不是项目大小，而是我们所生产的知识和思想能不能实现的问题。更多的实验性，是为了探索建筑设计与建造产业的不同可能性，我们一直在探索，这也是我们高校里研究型建筑师的立场。

袁　烽：现在行业比如扎哈事务所、诺曼·福斯特事务所等全球知名设计公司，他们下面都有数字设计小组，人也不多，就10个人左右。诺曼·福斯特事务所里有一个Smart Geometry小组，就是做几何研究的。这类公司把数字赋能和转型作为他们团队里的先导部门，这些部门不但参与了大量的实际项目，也参与了大量的国际会议与学术交流。可以经常在学界看到他们的身影，在UN Studio、BIG、SOM里都有类似的研究小组。

如今在国内，如果完全沉浸在市场里面，可能会难以自拔。新技术的降维打击无处不在。现在雄安的CIM系统，是腾讯还是百度在做，而不是某个设计院了。当建筑师和设计院还没有意识到建筑信息模型价值的时候，城市建筑模型信息已经被互联网企业拿走了，而这其实是未来城市建筑最有价值的数字资产。没有行业协议、没有共有云存储、没数据结构，这些内容其实是一个系统化的产业结构，如果再狭隘地沉浸在简单的物质建造里面的话，就会如“三体”世界，建筑业折叠不到一个时代的维度中去了。

设计院必定会寻求突破，但要有更长远的视野和目标。数字赋能建筑行业的核心就是要投入，首先要有研发投入。研发投入开始可能是个体化的，后面可能是通过联盟、协会来达成共识，之后就要联手搭建平台，所以它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集体与共享。融入和终身学习就是一个时代的特征，要终身学习、终身迭代，这是必然的。

另外，再大的设计院闭门造车都是问题，所以要以开放的姿态吸收高端人才。未来设计院里人才策略不是数量问题，而是质量问题。5个厉害的人创造的价值，有可能大于5000人创造的价值。这就要看领导者和决策者的能力、获取和吸引人才的能力以及企业的行动力。它与实践之间要找到一个结合点，这非常考验企业的决策、管理和运营水平。

袁　烽：一定是跨专业的。其实我们经常会谈到这个问题。建筑师虽然计算算不过结构工程师，材料比不过材料工程师，管理比不过企业管理，但是建筑师有一种最重要的能力，是一种设计思维主导的能力。建筑师就是文理兼备的，既有人文的视野，又有算法和计算的能力，两个方面的能力都具备。所以，我觉得以设计思维为主导的模式设计是未来设计院发展根本，其中人才战略是未来设计院的核心。